【材料一】

共產黨人應做現(xiàn)代君子（大家手筆）

舒大剛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為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精神支撐，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借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有許多關于如何做人做事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對于今天的共產黨人來說仍然具有重要借鑒意義。換言之，共產黨人應做現(xiàn)代君子。

在儒家看來，君子首先必須有堅定的信念，這個信念主要體現(xiàn)在對“道”的執(zhí)著追求上?？鬃诱J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鬃犹岢觯討爸居诘?，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把“志于道”擺在首位。這些都說明了“道”的重要性。其次，君子必須以仁愛為懷，并且具有智慧的頭腦和勇敢的精神?？鬃诱J為，“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边@里，孔子其實提出了作為君子的三種“達德”：仁、智、勇。有了這三種“達德”，便可以對人豁達、見事不惑、臨危不懼。再次，君子必須有不可動搖的原則，信守道義。孔子說：“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币馑际钦f君子對于天下的人和事沒有固定的親疏厚薄，只是按照義的原則去處理?！熬恿x以為質，禮以行之”“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這些話說的也是君子要信守道義。君子也要志趣高尚、重義輕利。一個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當然就是一個志趣高尚、仁民愛物的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都是要求君子志趣高尚、重義輕利。

當然，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中的一些要求并不完全與現(xiàn)代社會相適應。但是，當代共產黨人還是可以從中汲取營養(yǎng)，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借以加強黨性修養(yǎng)，做現(xiàn)代君子。共產黨人當然也要“志于道”，應該“憂道不憂貧”，這個“道”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共產黨人也要講究“仁”，這個“仁”就是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對人民充滿大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人也要信守道義，這個道義就是黨性要求、紀律規(guī)矩、黨內法規(guī)；共產黨人更要志趣高尚，遠離低級趣味，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范踐行者。

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與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領導干部“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謀事要實、創(chuàng)業(yè)要實、做人要實”的“三嚴三實”要求是有一定聯(lián)系的。儒家認為，一個人要想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然后才能“治國、平天下”。一個人成功與否，與其是否堅持“修身”密切相關?！熬佑兄T己，而后求諸人”“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獨”，講的都是君子如何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加強自身修養(yǎng)。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就是要做到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儒家提倡的“勿意，勿固，勿必，勿我”“言必信，行必果”“言忠信，行篤敬”“君子成人之美”“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對今天共產黨人為人處世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它提醒共產黨人謀事要實、創(chuàng)業(yè)要實、做人要實。共產黨人做現(xiàn)代君子，關鍵是要做到“三嚴三實”。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三嚴三實”，既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又體現(xiàn)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對君子人格的要求，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為共產黨人在新形勢下修身做人、為官用權、干事創(chuàng)業(yè)指明了方向。

（作者為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材料二】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7·26”重要講話精神）

石仲泉：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

2017年08月24日07:11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7·26”重要講話），對加強黨的建設作出許多重要論述。他強調：“黨要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yè)、實現(xiàn)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毫不動搖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這些重要論述，是習近平同志在我國發(fā)展站到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的時代背景下對全面從嚴治黨發(fā)出的新號召和動員令。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形勢要求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取得了重大成就。習近平同志在“7·26”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大大增強了黨的凝聚力、戰(zhàn)斗力和領導力、號召力。我們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對黨的執(zhí)政基礎威脅最大的突出問題，形成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tài)勢，黨內政治生活氣象更新，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提高，黨的執(zhí)政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鞏固，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在全面從嚴治黨已經取得重大成就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繼續(xù)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呢？這是因為全面從嚴治黨依然任重而道遠，我們決不能因為取得重大成就就沾沾自喜、盲目樂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后，全面從嚴治黨仍然必須向縱深發(fā)展。

黨面臨的執(zhí)政環(huán)境的復雜性要求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處于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正處于關鍵時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正處于關鍵時期。在這樣一個決勝階段和關鍵時期，各種矛盾疊加，各種風險隱患集聚，我們前進的路上有各種各樣的“攔路虎”“絆腳石”，黨面臨的執(zhí)政環(huán)境相當復雜，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各種因素也相當復雜。在這樣的國內外形勢下，在這樣的執(zhí)政環(huán)境中，我們必須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使我們黨能夠團結帶領人民有力應對重大挑戰(zhàn)、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如果在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時就沾沾自喜而不思進取，我們黨就不可能有效應對“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

從根本上解決黨內存在的深層次問題要求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黨內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是多方面的，包括怎樣在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的新形勢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使廣大黨員不斷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怎樣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zhàn)斗性，反對黨內政治生活庸俗化、隨意化、平淡化，讓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tài)；怎樣解決一些地方特別是一些基層單位黨的領導弱化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的問題；等等。黨內存在的這些深層次問題，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解決這些問題也決非一朝一夕之功。比如，當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tài)雖然已經有了“起勢”，但還沒有形成“定勢”；許多方面已經取得了“優(yōu)勢”，但還沒有達到“勝勢”。這就需要乘勝前進、順勢而為，繼續(xù)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

防止已經初步解決的問題反彈回潮要求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fā)展。已經初步解決的問題有可能反彈回潮，這是全面從嚴治黨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一些老問題死灰復燃、反彈回潮的隱患依然存在。2017【材料一】

立足基本國情 堅持基本路線

辯證認識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與歷史階段不變

李 健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20日   07 版）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報告同時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目前，社會上一些人還存在模糊認識，認為社會主要矛盾變了就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不再處于初級階段了。對此，需要運用唯物辯證法，全面準確地加以認識和把握。

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fā)生變化，同時我國所處歷史階段沒有改變的論斷，體現(xiàn)了對唯物辯證法的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經過一定量變，事物發(fā)生部分質變，發(fā)展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時雖然主要矛盾變化了，但并沒有終結這一事物發(fā)展的全過程，“變”與“不變”是統(tǒng)一的。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這樣分析：“事物發(fā)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guī)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fā)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fā)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qū)別。”同一過程各個階段的統(tǒng)一，是由于事物本質在各個階段中具有一致性；同一過程各個階段相互區(qū)別，首先就是由于主要矛盾的變化。在事物保持其本質的條件下，主要矛盾“變”與過程自身“不變”的辯證統(tǒng)一，是普遍存在的客觀規(guī)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社會主要矛盾也會隨著社會發(fā)展而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較長歷史過程中發(fā)生的一次十分重要的階段性變化。當前，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同時，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xiàn)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huán)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這兩方面的變化，使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原有表述已經不能準確反映我國社會發(fā)生的深刻變化，不能準確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轉變，不能準確反映我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已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從而作出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fā)生變化的新表述。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fā)展過程中的變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不發(fā)達的階段，這種不發(fā)達體現(xiàn)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多個方面。當前，雖然我國穩(wěn)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xiàn)小康，但還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zhàn)，如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依然復雜，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落實，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huán)節(jié)，等等。因而，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總之，我們既要看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所帶來的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也要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務并沒有發(fā)生變化。我們仍然需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發(fā)展這個第一要務，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不斷推向前進。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材料二】

旗幟鮮明講政治是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羅平漢

2017年04月05日07:48    來源：光明日報

任何時候都講政治，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特征。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對為什么要講政治作了深刻論述，指出：講政治，是我們黨補鈣壯骨、強身健體的根本保證，是我們黨培養(yǎng)自我革命勇氣、增強自我凈化能力、提高排毒殺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徑。

現(xiàn)代政黨本來就是圍繞一定的政治綱領、按照一定的政治路線，為實現(xiàn)一定的政治目標而組織起來的政治組織，講政治是政黨的內在要求。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頁），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屬性和奮斗目標。旗幟鮮明地講政治，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要求，也是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早在1929年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就對當時紅軍中那種將軍事與政治對立起來，認為軍事好政治自然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好的觀點，進行嚴肅批評，強調“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要“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要“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并將“政治觀念沒有錯誤”（《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頁、第80頁、第84頁、第90頁）作為新黨員入黨的重要條件。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面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新形勢，毛澤東明確提出領導干部要努力成為無產階級政治家。他指出：“使我們的干部不但能治黨，而且能治國，要懂得向全中國與全世界人民講話，并為他們做事，要有遠大的政治眼光與政治家的風度?！保ā睹珴蓶|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頁）1938年4月9日，毛澤東在回答抗日軍政大學學員提出的“抗大學習什么”的問題時表示，首先要學習的是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學一個達到及完成這種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風——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再次是要學點戰(zhàn)略戰(zhàn)術，因為抗大是軍事學校，要學做一個軍人，學點軍事本領。他指出，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這三樣東西，“便能夠最后戰(zhàn)敗敵人”。他在紀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時，更是明確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16—117、第188頁）確定為抗大的教育方針。隨后他進一步強調，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與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是不能脫離的，“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發(fā)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沒有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也就不能執(zhí)行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毛澤東：《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新中華報》1939年5月10日）。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一再提醒廣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高度重視政治工作。在195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要求“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fā)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隨后他還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頁、第449頁），“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等一系列重要觀點。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鄧小平一再強調各級干部要講政治，要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早在1979年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就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xiàn)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xiàn)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fā)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隨后他又強調，改善黨的領導，最主要的“就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要求黨的領導機關除了掌握方針政策和決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騰出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眾工作”（《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5頁）。1986年8月，鄧小平在視察天津時又明確指出：“改革，現(xiàn)代化科學技術，加上我們講政治，威力就大多了?！痹谶@次談話中，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到什么時候都得講政治。”（《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頁）

講政治是具體而不是抽象的，不能紙上談兵、空喊口號，而是要落實到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黨所領導的各項事業(yè)中去。在不同歷史時期，黨所面臨的形勢、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例如抗日戰(zhàn)爭時期，黨的主要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就是當時共產黨人最大的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為此，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F(xiàn)在，每一個黨員、團員，每一個愛國的公民，都必須在黨和政府的統(tǒng)一領導下，克服一切困難，千方百計地為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貢獻出一切力量?！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第163頁）由此可見，共產黨人的政治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共產黨人講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自覺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币讶嗣駬碜o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也作為衡量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是講政治的根本標準。

歷史和現(xiàn)實表明，要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并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黨要充分行使好歷史與人民賦予的領導責任，就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必須全面從嚴治黨。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只有全面從嚴治黨，才能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要求全黨同志必須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zhàn)斗性，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不斷提高自我凈化能力；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嚴格自律，擔負起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

講政治的目的在于統(tǒng)一全黨意志、凝聚全黨力量，為實現(xiàn)黨的綱領和目標而共同奮斗。在抗日戰(zhàn)爭最困難最艱苦的階段，中共中央從1942年春起，首先是高級干部，然后是全體黨員開展了廣泛深入的整風運動，即著名的延安整風。延安整風歷時三年多時間，主要采取集中學習、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式。中共中央不但將在延安的干部組織起來進行整風，而且將各戰(zhàn)略區(qū)一大批重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各地黨組織也將本地干部集中起來開展整風。表面上看，前方的干部有所減少，但是從長遠看，由于通過整風極大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特別是提高了黨的高級干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通過整風提高了廣大干部的思想覺悟，肅清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宗派主義影響，消除了由于客觀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黨內山頭主義，從而真正實現(xiàn)了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統(tǒng)一，提高了黨的凝聚力與戰(zhàn)斗力；在延安整風過程中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就為抗日戰(zhàn)爭和隨后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是延安整風的主要內容。學風黨風文風問題，說到底都是政治問題，延安整風中講政治就是反對三個主義。如果沒有延安整風講政治，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在隨后的幾年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zhí)政地位的形成。歷史經驗表明，通過講政治，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特別是最新成果武裝全黨，統(tǒng)一全黨同志的思想認識，維護黨的團結統(tǒng)一和黨中央的權威，就能夠進一步地促進黨在每一歷史階段中心任務的完成。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yōu)勢。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保證，黨的團結統(tǒng)一就是一句空話。

（作者：羅平漢 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材料三】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

——二論憲法修改的重大意義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14日   01 版）

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統(tǒng)一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偉大實踐。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高票表決通過了憲法修正案。這一結果，充分體現(xiàn)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tǒng)一，體現(xiàn)了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的有機統(tǒng)一，對推動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fā)展，在新時代發(fā)揮“治國安邦總章程”的根本性作用，對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廣泛動員和組織全國各族人民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而奮斗，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憲法乃九鼎重器。此次憲法修改，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和戰(zhàn)略高度作出的重大決策。整個修改過程，始終堅持黨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充分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嚴格遵循憲法修改的法定程序，是一次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的生動實踐，也是一次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大創(chuàng)新，充分體現(xiàn)了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充分體現(xiàn)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zhí)政的堅定信念。

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zhí)行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捍衛(wèi)憲法和法律尊嚴，同時，憲法也要為堅持黨的領導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憲法修正案，把黨的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載入國家根本法，特別是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憲法總綱第一條，必將進一步在全體人民中強化黨的領導意識，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工作全過程和各方面，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推進。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就是支持和保證人民實現(xiàn)當家作主，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現(xiàn)實地體現(xiàn)到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無論嚴格依法按程序辦事、充分體現(xiàn)人民意志的憲法修改過程，還是黨的領導、人大制度、統(tǒng)一戰(zhàn)線制度、地方立法制度、監(jiān)察制度等憲法修正案制度設計，都充分體現(xiàn)了人民當家作主這一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為黨和國家興旺發(fā)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群眾基礎。

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此次憲法修改，貫徹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從政治上、大局上、戰(zhàn)略上觀察處理問題，注重從憲法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和內在要求上思考解決問題，維護憲法權威性，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大舉措。憲法修正案充分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民推進理論、實踐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重大成果，在總體保持我國憲法連續(xù)性、穩(wěn)定性、權威性的基礎上推動了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fā)展，促進全面依法治國邁出堅實步伐。

從我國法治的發(fā)展進程來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是貫穿始終的一條指導方針。深刻領會憲法修改的重大意義，更好發(fā)揮憲法國家根本法作用，我們就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色和優(yōu)勢更好發(fā)揮出來，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材料四】

政治建設：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統(tǒng)領

李 琪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19日   07 版）

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強調新時代黨的建設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tǒng)領。新時代黨的建設只有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tǒng)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才能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

黨的本質屬性決定黨的建設必須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tǒng)領

政黨是政治組織。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屬性和政治使命。1879年6月17日，恩格斯在致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信中，深刻指出英國工聯(lián)刻意隱匿組織的政治屬性、拒斥任何政治行動，是導致英國工人運動多年來只能在狹小圈子里無出路地打轉轉的根本原因。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黨的名稱、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奮斗目標、黨的根本政治立場等方面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屬性和政治使命。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這些都是我們黨政治屬性的鮮明體現(xiàn)，是我們黨一切活動的邏輯起點，也是我們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原因。

我們黨在長期發(fā)展歷程中一直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黨的一大、二大、三大都圍繞黨的政治屬性，明確列出組織和紀律建設的要求。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重大政治原則，要求從思想上政治上把黨的隊伍組織起來、武裝起來。1945年，在抗日戰(zhàn)爭即將勝利的時刻，毛澤東同志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隨著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事業(yè)不斷向前發(fā)展，黨的建設的內涵與外延、內容與形式、目標與要素也與時俱進地不斷擴展和豐富，但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始終是不變的主題。黨的歷史證明，什么時候黨的政治建設加強了，黨的創(chuàng)造力、凝聚力、戰(zhàn)斗力就顯著增強，黨就充滿生機活力；什么時候黨的政治建設削弱了，其他各方面建設就會失去方向，黨的事業(yè)就會受到影響。

黨的十九大從新時代、新的歷史方位出發(fā)，著眼于統(tǒng)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yè)、偉大夢想，明確提出黨的建設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tǒng)領、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這是對長期以來黨的建設經驗尤其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經驗的深刻總結，是我們黨自覺探索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長期執(zhí)政條件下加強自身建設規(guī)律形成的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對于在新時代建設偉大工程，進而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yè)、實現(xiàn)偉大夢想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是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

黨的十九大不但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tǒng)領，而且深入闡述了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的具體要求。加強黨的政治建設，首要任務是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只有緊緊圍繞這一首要任務出實招，才能使黨的政治建設取得實效，使我們黨更加堅強有力。

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高黨的創(chuàng)造力凝聚力戰(zhàn)斗力的迫切要求，也是保持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正確方向的根本保證。如果做不到全黨服從中央、不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我們黨就會弱了、散了甚至垮了，黨作為先進的政治組織就不可能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使命。因此，黨的政治建設就是要確保全黨服從中央、確保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

為了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在政治立場和政治紀律上必須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這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也是全黨共同的政治責任。廣大黨員、干部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執(zhí)行黨的政治路線，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生態(tài)和政治生活上，廣大黨員、干部要尊崇黨章，嚴格執(zhí)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zhàn)斗性，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政治生活的侵蝕，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tài)。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堅守正道、弘揚正氣，堅持原則、敢抓敢管，做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tài)的表率。在政治領導和組織原則上，要完善和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制度，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既充分發(fā)揚民主，又善于集中統(tǒng)一。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認識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證黨的創(chuàng)造力凝聚力戰(zhàn)斗力、保證黨的團結統(tǒng)一的重要法寶，從而嚴格執(zhí)行黨章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項規(guī)定。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品格上，廣大黨員、干部要弘揚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等價值觀，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堅決防止和反對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黨的政治建設只有在這些方面多管齊下、多措并舉，才能切實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

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fā)力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基本途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歷史使命，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和責任感，從全局上戰(zhàn)略上對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進行政治擘畫，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進行全方位探索，積累了寶貴經驗，其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注重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同向發(fā)力。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闡述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時，明確了“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fā)力”的要求。新時代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fā)力是基本途徑。

在思想建黨方面大力強化理論武裝。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系統(tǒng)部署、環(huán)環(huán)相扣推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進行以思想上的大整風、大學習、大教育為特征的全黨思想政治理論大建設，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顯著成效，進一步增強了全黨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為堅決執(zhí)行黨的各項制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tǒng)一領導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新形勢下，思想建黨的首要任務是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的繼承和發(fā)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fā)展。我們要進一步推進新時代的思想建黨，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提升黨性修養(yǎng)、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保持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切實筑牢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思想建黨要堅持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與制度治黨同向發(fā)力，從而為全面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夯實堅實思想基礎。

在制度治黨方面著力補齊“制度短板”。推進制度治黨，必須著力補齊“制度短板”，尤其要把思想建黨的政治原則要求具體化為制度治黨的準則規(guī)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堅持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探索執(zhí)政黨建設的內在規(guī)律，大力加強制度治黨，制定或修訂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jiān)督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等黨內法規(guī)，完善了依法執(zhí)政和依規(guī)治黨的制度依據與基本遵循。按照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要求加強制度治黨，需要進一步從源頭防治權力異化與權力尋租，對黨內法規(guī)制度中存在的不配套、不適應、不一致等“制度短板”著力補齊，切實把制度建設貫穿于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之中。應抓住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做到管理全面、標準嚴格、環(huán)節(jié)銜接、措施配套、責任分明，最大限度減少體制障礙和制度漏洞，促使領導干部更加講規(guī)矩、守規(guī)章；通過建立健全程序、規(guī)范、機制，進一步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想腐的保障機制；不斷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jiān)督體系，使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作者為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